我是生于斯、長于斯的南京“土著”,和眾多南京人一樣,對于南京的歷史和文化充滿感情,對于介紹、闡揚南京歷史文化的書刊總是愛不釋手。正因為如此,接到束有春的《七朝古都南京》,便忙不迭翻看起來。讀完以后,許多過去不知道的歷史典故,許多過去沒有想過的問題,在眼前聯翩輾轉,心中自是一番喜悅。
有春最早提出“七朝古都南京”命題是在2019年,當時我就曾表示支持。五年過去,有春以這一觀點為主軸寫成了二十多萬字的一本書介紹南京,其用心在“引子”與“后記”中均有說明,正像他所說的,這本書成為他對南京的鐘情表白,也將幫助人們讀懂這座城市,進而熱愛這座城市。
有春的“七朝古都”說矛頭所指是“六朝古都 十朝都會”說,列出的幾點理由也都有道理。我們從小接觸的都是自中唐以來歷經千年的“六朝古都”的說法,記憶中“六朝古都 十朝都會”應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的新表述。我曾試圖找到這一說法的源頭,看看是在何時由何人或何機構始作俑者,均無功而返。不過,大的背景還是有跡可循。改革開放以后,學術界對古都文化的研究重視了,深入了,討論也多了;整個社會對歷史文化重視起來,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視發(fā)展經濟中文化的作用,歷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護都成為重要工作,在打造“城市名片”時也就在意起歷史資源的發(fā)掘,“古都”這塊招牌只要有點因緣就會用起來,還往往要計較究竟是幾“朝”古都,能否算是“大”古都。
學術界自上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,古都由“四大”發(fā)展到“六大”,即西安、洛陽、北京、南京、開封、杭州;后經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首倡,80年代末,中國古都學會通過決議增加安陽,形成七大古都的提法,一直沿用至今。不過學術界仍有各種研討,各地輿論又不斷推波助瀾,“大古都”的數量有八個、九個、十個等說法,版本也有不同,七“大”之外,另有鄭州、大同、成都、沈陽、咸陽、江陵(荊州)等城市入列。至于一般的“古都”則更多,我見過最多的單子列出了“三十座中國古都”。
至于“朝”的數量自然也能加盡加,最多的是西安和洛陽有十三朝,開封、安陽有七朝或八朝,這里面往往既包括正式首都,也包括陪都;不但有信史時代,還有傳說時代;除了立國時間較長者外,短暫存在的割據政權也常計算在內,例如張獻忠“大西國”在成都三年就被列為一朝。譚其驤提出“大古都”要分層次,七大古都中,第一類是西安、洛陽、北京這樣連續(xù)幾個王朝長期作為統一政權首都的;第二類是開封和南京這樣作為統一政權首都時間較短的;第三類是安陽和杭州這樣僅做過較大地區(qū)政權的首都。
他的學生、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進一步提出要對古都進行量化分析以區(qū)分等級和排序,并以南京、安陽和杭州做了嘗試,南京的得分遠高于后兩個城市。無論怎樣排列,“四大古都”也好,“十大古都”也好,南京總是名列其中,而且排名較前,“大古都”的地位算是不可動搖。
南京的尷尬在于作為民國首都的二十多年歷史屬于現代,列在“古都”里似乎有些“不搭”,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,于是用上了一個似是而非的“都會”。有春將其排除,自然理由充分。其實,也有不顧這種“不搭”的論者,我在網上見過一份“南京是十三朝古都”的帖子,其中不但包括了民國,還列入了五代的楊吳、南宋(行都)、南明。有春將南唐和太平天國排除在外,就是強調這些較小區(qū)域性割據政權的局限性,不愿讓其削弱了“大古都”的純粹性;而明初是南京歷史上唯一一次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首都,這幾十年是南京古都史上最耀眼的一段時光,加以強調自有充分的理由和極大的必要。
我在評論有春另外一本著作《金陵四合齋詩文(不惑集)》時曾經說過,他堅持南京是“七朝古都”,并不是簡單的為腳下這塊土地爭名聲,而是從國家大一統的理念出發(fā),強調代表華夏正朔的王朝都城才能稱之為都,論證作為割據政權的南唐和太平天國的都城配不上,東吳只是因為六朝之說已成歷史定論不再追究,這樣論證,標準既清楚也一致,體現了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。這本書中結合歷史實際將這種觀念表達得更清楚、更全面,他說:“給南京以‘七朝古都’的準確定位,可以增加南京都城歷史的厚重可信度,可以加大南京都城歷史形象的清晰度,可以提升南京都城歷史的美譽度”。他這么做,正是從高標準上突出南京“大古都”的性質和特點,讓南京已經擁有的“大古都”這張名片更清晰、更鮮亮。
作者在本書的“引子”中說到,希望通過自己這本書來“確立‘南京是七朝古都’全新形象,讓廣大讀者,尤其是生活在南京這片土地上的人們,對古都南京歷史尤其是都城史有一個更加全面正確、更加透徹深刻、更加科學合理的認知了解”。作者具有深厚的多方面文化素養(yǎng),書中對南京歷史的介紹從歷史學、文獻學、考古學、建筑學等多種角度切入,分門別類,娓娓道來,他曾在文博單位、政府文化(文物)主管部門任職,說起南京的各種文化遺存更是爛熟于心,這樣猶如列出一張張導游圖,讀者看了如還不滿足,可以據此一本本讀文獻,一處處看實物,自然收獲更大。
作者在談到關于六朝一章的寫作宗旨時說,自己試圖“突破傳統教科書藩籬式束縛”,“通過對歷史關鍵時刻、關鍵人物、關鍵事件的研究介紹,帶領讀者重讀那遙遠歲月,感受六朝前后的歷史時空”。從本章關于南朝的一節(jié)來看,其標題是“崇尚節(jié)儉的南朝皇帝們”,內容避開了政治、軍事、文化等方面的常規(guī)內容,講述了一些平成不為人所道的歷史故事。例如宋武帝劉裕常著布衣,穿木屐,用土墻做屏風,被后輩譏為“田舍公”;齊高帝蕭道成“身不御精細之物”,要“使黃金與土同價”;梁武帝蕭衍“日止一食,膳無鮮腴”,“一冠三載,一被二年”;陳武帝陳霸先“以儉素自率”,“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盆”。
與這四位開國君主崇尚節(jié)儉不同,其后代則逐漸驕奢腐敗,直接間接地成為亡國之因。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抓住一個側面,詳細鋪陳,展現了南朝歷史發(fā)展中某些本質性的內容。這種寫法的使用其實不限于南朝,在書中其他章節(jié)也不時可見,東晉開國皇帝司馬?!芭@^馬后”的故事,南唐對北方大國的“買宴”,鄭和下西洋反映出的明朝外交狀況,特別是其中“大統歷”、與各藩國關系、各國進貢的貢品等部分都有吸引讀者眼球之處,至少就我個人而言,有的知之不詳,有的未曾接觸過,讀了都頗感新鮮,我想其他許多讀者也會由此豐富對南京歷史的感性認識,使得“七朝古都”這張名片在人們心目中更加鮮活。
作者在勾線索、講故事的同時還注重對歷史現象的歸納與分析,對已有的成見常有自己的獨到見解。除了對“南京是七朝古都”的強調與張揚以外,書中對明朝正統的歷史是終于崇禎自盡還是弘光一朝的討論,也是突出的例子。史學界一般認定為前者,將從弘光以后的各個明朝藩王建立的政權概稱為南明,這個“南”是與北京相對而言的。
本書則認為,因為明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后,南京應天府一直作為留都,這里有完整的六部機構,弘光只是“激活”了留都機制,而非另起爐灶,所以應該視為北京政權的繼續(xù),和其他南明政權有所區(qū)別。作者認為,如果把弘光朝的這一年納入計算,明朝的歷史就不是276年而是277年。這樣一切割,另外幾個南明政權就不是北京南而是南京南了,作者的看法顯然與其對南京首都地位的重視有關,也自有一番道理,就看史學界能否接受這個看法了。
另外,書中對吳后主孫皓、陳后主陳叔寶、南唐后主李煜三人的比較,對朱元璋、張士誠兩位“吳王”的比較,對“鄭和下西洋”中東洋、西洋與南洋的辨析等,都具有角度新穎,分析深入,發(fā)人深思的特點。即使是一些細微之處,作者也會有人所未見或人所未言的發(fā)現,如太平天國的兩處遺存“天保城”“地保城”一直誤植為“天堡城”“地堡城”,這些都反映出作者的學術修養(yǎng)和學術態(tài)度,提升了本書的品位。
本書以“七朝古都”為主題和線索,但書中內容又不限于七朝。一方面,其視野涵蓋了南京整個3000多年的建城史,包括2023年最新考古發(fā)現商周時期長干古城遺址;另一方面又關注“七朝古都”的后續(xù)發(fā)展特別是當代發(fā)展。第七章“八大文化板塊”就越出了“七朝”的歷史框架,反映了南京文化歷經數千年的發(fā)展所包含的豐富內容。除了六朝、南唐、明、太平天國在各章已有介紹的基礎上又有概括和補充以外,本章前溯金陵文化即先吳文化,后延民國文化、紅色文化(二者在時空上是重疊的),再加上跨時空的非物質文化,彰顯了多種文化基因滋養(yǎng)的南京這座“大古都”的深厚文化底蘊和發(fā)展?jié)摿Α?/p>
書中對古都南京的“古城”或“老城”亦即明代都城范圍的保護也有專節(jié)介紹,一是南京市在老城劃定四種重點歷史文化保護區(qū),包括三個歷史文化片區(qū),九個歷史文化街區(qū),二十二個歷史風貌區(qū),十五個地下文物重點保護區(qū),在老城之外也劃定了一些相關保護區(qū);二是南京市對古城采取了疏散功能,控制容量,優(yōu)化交通體系,改善市政措施,健全防災體系等保護措施。作者長期從事文物暨文化遺產保護工作,他介紹的這些內容把歷史與現代融合起來,把傳承與發(fā)展結合起來,把保護與利用結合起來,無疑可以啟迪人們,如何從南京的文化遺產中更多汲取不斷開拓進取的精神力量,讓“七朝古都”在新時代煥發(fā)出更耀眼的光彩。
2024年3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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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文作者簡介】
胡有清教授,文學博士,長期在南京大學任教,歷任中文系(文學院)教授、博士生導師,海外教育學院院長;國家漢語水平考試顧問委員會主任。曾任全國臺聯副會長、江蘇省臺聯會長;臺盟中央常委、臺盟南京市委會主委;江蘇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、江蘇省海外聯誼會副會長。第十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,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。